专家呼吁去行政化让教育“回到原点”
2012-12-05 来源:南方日报 我要评论(0)
多位专家表示,应改变教育以行政为中心的局面,而让教育按自身规律发展。
围绕着行政指挥棒转是目前教育最大的问题,推动教育制度现代化,最关键的在于政府放权、教育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,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……11月30日,在《南方教育时报》创刊仪式举行后,首届南方教育发展论坛举行,六位专家围绕“教育现代化与城市转型发展”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交流,多位专家表示,应改变教育以行政为中心的局面,而让教育按自身规律发展、回到教育原点。
以行政为中心是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
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认为,教育现代化给城市转型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撑,也提供城市所有人的公平发展机会,为城市和谐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公民素质基础。“没有教育的现代化,就不可能真正有城市的现代化,也不可能实现城市转型”。
他认为,教育现代化面临诸多严峻挑战,但最大阻力还在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,“教育改革像其他改革一样,进入了深水区,攻坚期,不仅触动观念、制度,也触动利益格局。”
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,教育以行政为中心,围绕着行政指挥棒转,这是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,对此若不做出改变,中国教育则没有希望,也很难实现教育现代化,“很好的教育家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岗位上实现自己的理念,就是行政这根指挥棒太厉害了,事无巨细。”他表示,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地让学校放弃行政级别,而是教育不应以行政为中心,更不能服从于行政的指挥棒,而教育一旦围绕行政来运转,就很难按照自身的个性办学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、缺乏个性的情况。
“我们搞素质教育很多年,但我发现(现在)应试教育越来越强了”,许纪霖表示,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,他建议在有限的权限里做改变,比如让更多优秀的孩子从兴趣出发而不是从竞争出发来学习,“真正的突破创新,一定不是培养应试的适应性人才,而是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。”
他还提出,应该为教育减负,“我们的教育承担的使命太多,要还教育以教育,给教育更多的宽松环境,让教育按教育家的理念、按教育自身的规律、按学生的兴趣、才华去发展,这也是发达国家这么多年来教育最成功的地方。美国的教育就没有那么多的使命。”
“到今天为止,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,还未实现文明崛起,文明崛起的内容有很多,其中有一个就是教育的崛起,把中国的教育放到整个世界教育的大舞台上,(我们)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”,许纪霖说,目前出现了人才逆差,精英流出海外比流入国内的多,文明强国、教育强国的一个标准是看世界上有多少精英到中国来,而目前中国离此目标还有很大距离。他认为,吸引人才精英,要重视软环境建设,让人才在这里得到尊重、生活的自由等。
推动教育制度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放权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,目前的教育现代化存在两大误区,一个误区是有些人认为有好的设施、技术就是现代化,“政府投钱去改变设施、技术,过去十年校园是变漂亮了,但教育品质却没变,教育现代化并不是外在形象的现代化。”另外一个误区是教育理念的现代化。“教育应该与时俱进,但也要回到原点,如果连常识问题都不懂还谈什么现代化,(现在)把教育变成了功利、竞技教育,变成了扼杀学生个性、兴趣的教育。”
在熊丙奇看来,最重要的现代化是教育制度的现代化。其中要处理四大关系,一是一流教育、一流城市与一流大学的关系,“一流城市应该有一流的教育,但如果一流大学一定要在一流城市中,那这意味着很多资源靠城市而来。如果一流城市需要一流大学,那意味着一流大学会变成本地化、封闭的大学,而一流大学是要为全国甚至世界服务的。”
二是投入和教育的关系,“政府的投入很重要,但不是说投入越多,教育就越现代化,恰恰相反,如果投入模式不变,政府投入越多,教育越落后,因为行政化会越严重。最后搞得学校千校一面,一个个变得很功利。”
三是政府重视和教育的关系,“需要政府重视,但害怕太重视,政府又管、又评、又办,管评办一体化。政府只要管好投入和监管两件事情就可以了,其他事情不要管。”
四是经济特区和教育特区的关系,“建立教育特区不是拿利益,而是要放弃权利,如果(深圳)愿意放弃权利,现在马上就可以搞教育特区了。”
在熊丙奇看来,教育现代化制度很重要,推动教育制度的现代化,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的放权,包括中央向地方放权、政府向学校放权、学校内部向教师和学生放权。
从教有所学到学有所教办人民满意教育
在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看来,深圳要办教育特区,就是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。“现在的教育主要是政府、学校在办,它是统一课程、统一教学,但学生特质存在差异,教育需求也是多样性的,这种统一的、强制的、被动的教育肯定不会让教育满意。”
他表示,从教有所学到学有所教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由之路。他畅想,如果实现学有所教,意味着家长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教育特点提出教育需求,而学校、家长、社会通过共同努力,改变教育的内容、方式、方法,尽可能通过个性化的教育来满足各种需求,“不仅学校,甚至不同班级、教师提供的教育内容也会不同。”
他认为,要想实现学有所教,需要资源的最大化,而实现资源最大化的基本途径是调动各界对教育的广泛参与,开放办学,“应打破现在政府、学校对教育的垄断、封闭状况。应该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的统一命令和行政干预。充分赋予校长、教师,特别是学生、家长对教育的选择权、参与权、管理权。需要实现真正的放权和真正的广泛参与。”
在文东茅看来,实现学有所教,最大的障碍在于人才评价方式,“在教有所学的情况下,考什么、教什么、学什么,学生别无选择,现在的评价标准又恰恰是以一个标准来评价所有学生,这就类似于在运动会上,只有一个十项全能的比赛项目,最终评出了一个十项全能的冠军,但失去、埋没了各个项目的单项冠军。”他认为,在学有所教的体系中,应该形成学什么、教什么、评什么,这样才会有各个项目的单项冠军,而对教师的评价也应发生变化,要看其是否能因材施教,促进每个学生的成长。对政府的评价也应看是否满足了多样化的需求,提供了优质的教育。“这是我对美好教育乌托邦的想象,但我希望深圳能够实现这种学有所教的教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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